
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根基,能形成一定的政治形势。可是文化根基没有变免息配资开户,政治形势变了,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是值得怀疑的。
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,到现在为止,很多封建文化仍然有遗存。不管是节日文化,还是饮食文化,不管是人们的思想观念,还是人们的行为准则,都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,受到所谓传统封建道德的约束。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,很多人都要回家,很多人都要串门走亲戚,很多人都要去看望老人,去磕头。倘若说社会倡导无神论,那么每年两个烧纸的节令应该取消。可是在权力系统的鼓励下,在资本的运作下,每年两个烧纸的节令都堂而皇之地存在,加上大年初一早上的烧纸,让活着的人花一些钱。人们不仅要买饼干、橘子之类的做供品,而且要买一些香烛纸马之类的东西。权力系统要鼓励资本发展,资本就会利用节日文化搞一些运作,实时推出适合节日文化的商品,鼓励人们过节消费。如此一来,传统文化根基就仍然存在,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所谓的社会新风是不对的。就像过年禁止放鞭炮一样,很多人都接受不了,因为放鞭炮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上千年,偏偏到当下不让放了,很多人就有意见,但不敢提出来,不敢随便发言,就只能憋着。其实他们的思想有问题,只要每年都不放鞭炮,持续时间久了,人们的思想自然就改变了,反而过年放鞭炮的人被视为不正常。文化根基是可以逐渐变化的,就看当权者有没有决心变化。
在封建社会,统治者是不想改变文化根基的,叫做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。谁改变了祖宗之法,谁就是大逆不道之人。乾隆皇帝和路易十六是笔友,明明知道西方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,但就是不想改变中国封建体制,不想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才,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实行愚民政策,大大减少了民间的学校,致使民间读书人锐减。文化根基没有变化,以至于政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民间的知识分子怀疑政治体制封闭保守。于是乾隆就兴起了“文字狱”。康雍乾三朝都实行“文字狱”,乾隆朝的“文字狱”算是比较厉害的。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出现变化,政治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;,文化根基不变化,只是政治形势出现了变化,那么这样的政治形势就是值得怀疑的。如果封建思想没有变化,封建文化没有变化,只是政治形势出现了变化,那么不管这种政治形势有多么美好,都是不可靠的。要改变整个文化根基,就要从民族的语言开始改变。德意志侵略了法兰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,就要在那些地区推广德语教育,作家都德为此写了《最后一课》。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,在东三省强制推行日语教育,其实就是想通过改变中国的语言,来改变整个民族文化。
新文化运动的时候,胡适和鲁迅算是闯将,提倡用白话文写作,改变文言文写作的模式,最终白话文得以推行,还引入了西方语言系统的一些规律。到了现在,白话文完全代替了文言文,整个民族的文化得以改变,政治形势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不再是封建制了,但是仍然有封建文化的残留,那么这样的政治形势仍然是值得怀疑的,那就是政治形势中仍然有封建形式存在。很多官员的任命并不是民主选举的,而是上级任命的,那么这种任命和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员任命如出一辙。既然是民主社会,就应该全面推行民主,应该让人民当家作主,让人民来选举官员,而且让官员的工资挣得比农民都低,让官员真正做人民的公仆,不能让他们开着单位的车四处闲逛,公车私用,也不允许他们贪污腐败,不允许他们卖官鬻爵。应该公布他们的财产,应该监督他们的行为,可偏偏这些都做不到,并不是真的做不到,而是统治阶级不愿意去做。在不愿意推行民主的时候,专制就出现了,总是出现“捂盖子”的现象,出现“打棒子”的现象,却偏偏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。如果说村一级单位实现了民主选举,也只是徒具民主的形式,有家族势力背景的人可以当选村干部,甚至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可以当选村干部。以至于形成了“好人不当官,当官没好人”的现象。
文化根基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。所谓的变化只是出现在文件里,出现在口头上,而真正的社会却没有这样大的变化。很多地方仍然是官员说了算,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。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看,应该是老百姓说了算,起码老百姓应该拥有话语权,而官员应该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,上下班要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去,而不能坐公车去。就像台北的某个市长一样,上下班都坐公交车,没有自己的私人汽车。还有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退休之后租房子住,有的竟然住进了敬老院,普通得再不能普通,不再享受政府的特殊照顾。反观现在的一些官员,退休之后仍然享受特殊照顾,甚至扶植了一批党羽。这批人仍然为退休的官员办事,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,仍然会到退休的官员家里去送礼。甚至退休的官员会成为政治掮客,一手拿人钱财,一手帮人办事。说到底还是文化根基没有变化,尤其是官场文化没有变化。虽然表面上讲究法治,讲究民主,但事实上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法治,而且法律可以被统治阶级随时修改,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,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。倘若法律真的公平公正,民间就没有那么多冤假错案产生了,老百姓也不会完全忍受压榨和剥削。当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,社会就会出现价值观的问题,出现意识形态的问题。当然这些问题只要不提,就算是没有,这是官僚们认为的。
文化根基仍然是古代的文化根基,没有太大的变化,仍然是当权者说了算,而老百姓命如蝼蚁,没人关注他们。即便是县级官员走马上任,老百姓也不知道他是谁,因为他只走上层路线,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,就到上级官员家里送礼。上级官员和妻子生日的时候,他也会及时送上礼物,这和古代官场“三节两寿”送礼的风俗是一样的,和“炭敬”、“冰敬”的潜规则也是一样的,没有多少变化。如此来看,文化根基没有太大的变化,尤其是官场文化根基没有变化,那么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政治形势就是徒有其表,仍然是封建思想浓厚的政治,甚至是专制式的政治,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。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,还给老百姓话语权,让老百姓监督官员,而不是官员颐指气使。可是特权阶级形成以后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特权阶级的人拥有权力和财富,当然就会占有天下优质资源,会垄断话语权,而老百姓失去了话语权,说白了,和古代的贵族与农民是一样的。古代有贵族和农民的收入差距,现在有特权阶级与农民的收入差距;古代的农民是被压榨、被剥削的一群人,现在的农民也是被压榨、被剥削的一群人;古代的农民没有话语权,现在的农民也没有话语权。如此来看,还是文化根基没有多少变化,政治当然值得怀疑。
不怀疑只能算做愚昧免息配资开户,怀疑也只能自己暗自腹诽,却不能说出来,说出来也没人搭理你,似乎这就是权力系统的傲慢,也是封建文化根基始终坚如磐石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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